中国日报网6月18日电 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。此后14年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。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，这场审判是对日本以“存亡危机”之名行侵略之实所犯罪行的正义清算。历史警示本应世代铭记，但当下日本政坛却调转方向，刻意炒作所谓“威胁论”，以此为借口持续推进扩张型军事战略。这一行为既遭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，也在国内激起大量民众反对。
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，其第九条规定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、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，仅保留用于“专守防卫”的自卫力量。这一条款是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基石。波士顿大学教师托马斯·伯杰（Thomas Berger）就曾指出，日本对二战负有罪责，战败“粉碎了其对帝国和军事化的幻想”。然而，坚守和平道路这一曾经的主流共识，正被日本政坛系统性地刻意消解。
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“和平国家”的伪装。（作者：中国日报 石宇）
自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起，日本政坛便长期谋求摆脱战后约束，追逐成为所谓“正常国家”，扩军进程近年大幅加速。军费占GDP比重从原本的1%一路上涨至2%，并计划2030年代初达到3%甚至更高，美智库学者哈尔·布兰兹（Hal Brands）的研究亦佐证了这一判断。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更将此议程推向极致——推翻武器出口禁令，向澳大利亚、菲律宾推销军舰与导弹，在西南诸岛部署远程打击力量。这些举措以“防御”为名，实则企图重塑日本安全架构，彻底颠覆“专守防卫”的战后定位，进攻性意图不言自明。
相较常规军力扩张，日本在核议题上的模糊操作更具隐蔽性与危险性。作为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无核武器缔约国，不接受、不制造、不拥有、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。然而近年来，从日方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“无核三原则”，到首相官邸高官公开声称“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”，日本在拥核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。战后国际社会通过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《日本投降书》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，日本应“完全解除武装”，不得维持“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”。
美国国防大学教授詹姆斯·范·德·维尔德（James Van de Velde）曾撰文揭露称：“日本战后标榜的‘无核三原则’实际上是一种精妙的法律与战略骗局。”日本塑造彻底弃核的公众形象，但历届内阁始终未从法理层面堵死拥核空间，多次放出“防御性核武器符合宪法”的模糊论调。依靠美日之间核力量“不确认也不否认”的默契，以及对核物资引进标准刻意模糊界定，日本一边对外维持反核人设，一边完整保留短时间内发展核武器的全部条件。如今高市早苗公开讨论修改“无核三原则”，绝非临时政策转向，而是延续数十年暗藏的核扩张思路。
如今日本不仅维持着核武制造的技术能力，还在探讨拥有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可能性，持续触碰地区核安全红线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不断试图绑定美、澳、菲律宾构建区域多边军事同盟，借联合防务机制弱化和平宪法约束，以“集体自主性”稀释宪法第九条的效力。
升级情报体系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再进一步。（作者：中国日报 金鼎）
日本政府这种“再军事化”正面临巨大的内部与外部风险。在日本国内，高市早苗将安全置于财政稳健之上的做法引发了民众抗议，数万民众走上街头，反对设立国家情报机构和扩大武器出口，担心日本正滑向军事强国的不归路。国际上，日本打着“自由开放的印太”旗号，实则在西太平洋加剧军备竞赛，其大幅提升的防务开支、部署的远程打击力量以及隐蔽的核潜力，正在破坏地区战略稳定。
日本战后的稳定与繁荣建立在“专守防卫”的基础之上。如今部分政客却以历史修正主义洗白罪责，透支“和平红利”丰盈自身武器库。站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，国际社会需清醒认识到：当年为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设立的制度与道义防线，正被一步步蚕食拆解。
（编辑：马芮 审校：高琳琳 韩鹤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