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新闻界同行、好友发信息给我：2019年5月19日，著名新闻记者、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艾丰，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1岁。
我认识艾丰，是在1992年初人民日报社举办的全国新闻研讨班上。来自国内部分地市的党报负责人集中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，进行新闻实践和理论培训。我当时刚从桂西山区调到北海日报社工作不到三年，也还不是北海日报社的负责人，但因为是主管新闻采访的，就被报社老总指定代表他参加这个学习班。
艾丰是我们这个学习班的主讲教授之一。当时他还没有调到《经济日报》当总编辑，而是《人民日报》经济部主任。
我们这个学习班在艾丰的带领下，到北京的一些企业进行采访，回来后要交自己的新闻报道作品。我的小通讯《门头沟的春天》得到艾丰的赞赏，并成为学习班上的点评作品。我是在那时候结识艾丰，并跟他保持长期联系的。后来我在《人民日报》发的一些作品，包括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，也是艾丰帮我处理或转交给有关编辑。1992年冬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老总邵华泽到北海，艾丰还托他带话向我问好。我这一年在《人民日报》上介绍北海的长篇报道，还是由艾丰签发的，我被聘任为《人民日报》特约记者也是艾丰推荐的。
艾丰的新闻学专著《新闻采访方法论》荣获首届“吴玉章奖金”优秀奖，是我们这个学习班的主要教材。这本书是艾丰对当时所谓“新闻无学”看法的“发愤之作”，它第一次把“新闻采访”和哲学名词“方法论”连接在一起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，研究采访活动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，探索建立新的采访学体系。该书一经面世即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强烈关注，第一次印刷5万册，第二次印刷3万册，都在一两个月内销售一空。这本书及艾丰此后创作的《新闻写作方法论》《新闻采访概论》等著作，成为许多高等院校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。
1961年，艾丰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，进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。1978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招收第一届新闻研究生时，艾丰已经40岁了，但他还是抓住机会拼了一下，结果不仅考上了，分数还挺高。毕业后，艾丰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，历任记者部记者、工商部副主任、经济部主任、编委会委员。
年过不惑，始作报章，并成大家，艾丰可谓“大器晚成”。艾丰的新闻作品，多选取重大题材、宏观角度，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，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和带有思辨色彩的语言，力求在分析问题的深度上见长。《现代化的觉悟》《需要你啊——软科学》《已是山花烂漫时》《首钢启示录》《理一理思路》《一个日本朋友的忠告》等代表作脍炙人口。1991年，艾丰成为首届“范长江新闻奖”获得者。
因为艾丰既有高深的新闻学理论素养，又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，他的课是最受我们这些学员欢迎，也是最令人受益的。
印象最深的是艾丰在课堂上对我们说： “年轻的同行常常问我，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，社会责任感。”他认为，责任心强的记者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发现自己的责任，对普遍关心的问题有激情去钻研，没有责任心的记者会觉得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。
1996年，艾丰从人民日报社调到经济日报社任《经济日报》总编辑。到任时，他曾作诗一首，“笔下风云追分秒，版面方寸纳五洲，船行险滩须放胆，高歌猛进呈风流”，直抒胸臆。在《经济日报》工作期间，艾丰以大思路、大眼光，策划组织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手笔报道。
艾丰不仅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，还是一位勇于实践、乐于行动的实干家。艾丰是新闻界公认的理论权威。
艾丰新闻作品集出版之际，他把他的《思考的笔》寄给我。这时我已经调到防城港市电视台任职。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：“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‘笔杆子’。这比喻有缺陷。难道他们是无生命、无个性、无头脑的‘杆子’吗？不，他们是有生命的‘笔’。他们不仅在奔波、记录、报道，他们更在思考、探索、追求！他们是‘思考的笔’！”此话对我日后的工作启发很大。
作为学者型记者，艾丰拥有强烈的理论自觉。他认为，记者一定要学点哲学，一箭双雕——它可以提高采访的效率，也有助于增加积累的效益。
不惟新闻理论，在经济学、哲学等领域，艾丰也建树颇丰。《艾丰通用文库》中收录的《世纪宏论》《中介论》《三做谈》《古今说》《名牌论》等著作，涉猎广泛，融通古今，闪烁着思辨的光芒。比如在哲学著作《中介论》中，艾丰跳出常见的“两分法”，以“三分法”为突破点，阐述了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，被认为是“哲学研究吹进的一股清新之风”。
这样的老师走了，真的值得怀念。
（作者简介：黄志谋，出生于广西凤山县，广西知名壮族作家、资深记者，出版过多部个人散文集、纪实文学集，有作品获全国、全区大奖）
